今天偶然翻到这篇《解放日报》的报道，讲述了20个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家庭的故事。这些被抑郁困扰的孩子，很多是重点中学的优等生，自我要求极高。然而在积累而发的心理疾病面前，一切的愿景和家庭秩序都被打碎了，父母的诉求只剩下 “希望孩子做一个快乐的普通人”。而在此之前，这些父母对孩子的期许，往往是很高的；对孩子的“控制”，是很紧的。无论对家长还是对孩子来说，成长，都是一个压力重重的过程 ...
这两年，社会上的教育焦虑感在不断上升，我们要反思的，不只是教育方式的问题，也要反思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视。因为每个人都会面临自己内心的成长前的挣扎，它来得早或晚，都不是我们攻击别人痛苦的武器。13 岁的谭谈没有想到自己的手指竟然还能轻快地落在黑白琴键上。
她走到旅社吧台前的电子琴旁，弹出一段旋律，又放声吟唱歌剧……嘈杂的人声顿时静默，所有目光都被这位染着金色短发的少女吸引。过去休学半年间，让家中钢琴再无声响，这是谭谈对母亲最直接的反叛。因为弹钢琴，是她童年时由名校博士毕业的母亲安在她身上的“高尚志趣”。琴声乐声相伴的美好场景背后，其实在场老少有着共同的焦灼。媒体人张进推出“陪伴者计划”，试图从社会支持层面入手，探寻精神疾病疗愈之路。11 月末，“陪伴者计划”征集 20 个因中重度抑郁症等精神疾病休学在家的青少年及其父母参与。01
共训营第二天，上午的课堂黑压压坐满了家长，却很少见到孩子。晚起之所以被谅解，因为这属于孩子们的病态表征，也是抗抑郁药物的副作用。下午，来听讲座的孩子渐渐多了，可他们听了一会儿就走开了，就像中学课堂里坐在最后一排捣蛋的孩子。但事实恰恰相反，记者发现这些孩子有着惊人的相同点：来杭州入住后的第一天，一家人打算到浙江大学学生食堂吃饭。“我没办法走进去……”原本成绩优秀的她现已休学 3 年，却始终放不下考个好大学的念头。袁然然被父亲喊起床后，百无聊赖地坐在青旅客厅最后一排沙发上，用宽大外套罩住双手。“暴食一个月，重了 10 公斤。”她语气猎奇，仿佛在说一个与己无关的笑话。这位明艳的女孩患有严重的进食障碍：因为失恋而暴食，又因为暴食后担心发胖而产生抑郁和焦虑情绪。晚餐时间，父亲老袁，总是热情动员女儿陪他去吃饭，一旦女儿拒绝，他就陷入焦虑，因为女儿午夜可能躲在无人角落暴食……训练营的大部分讲座时间，16 岁的浙江男孩陈浸都在沙发休息区，和父母若即若离。陈浸人高马大，在所有人中看起来最健谈，似乎总在帮身边的小伙伴答疑解惑。他常常为一位因有认知障碍而觉得自己很丑的女孩拍照，不断告诉她：“看，多好看！”“我觉得我没有问题，但我爸妈觉得我有很大问题。”陈浸耸耸肩，一派轻松模样。成绩优异的陈浸，忽然有一天宣布不再上学，因为“没意思”，之后不仅情绪有异，身体也会疼痛。短短几个月，他学会抽烟喝酒，父母无力阻止，父亲只能在他面部表情痛苦时给他一支烟抽，母亲只能在他需要时和他一起喝酒。16 岁的万言遭遇过校园暴力，甚至有位男同学曾把她逼到厕所墙角后，伸出小刀对着她的脖子。糟糕的情形持续到万言念初二时，她再也无法走进学校。
“我真的很后悔，最初以为她只是青春期厌学情绪……”万言的母亲现在终于摆脱了最初的自责。一位母亲直至女儿休学，都以为是女儿的“青春逆反心理”，直到有一天，她看到女儿手上有拿小刀划过的 10 道自残伤疤。“我试着在我手上用小刀划一道，但做不到……我真的意识到孩子不是叛逆，是病了。”这母亲说。认知疾病，对于这群曾经优秀的孩子而言，也和家长一样困难重重：许多孩子在被确诊前拒绝就医，在确诊后也拒绝服药。万言休学后在贴吧上建了一个“我要当大神”的小号，她每日反复关注小号有没有掉粉。获得关注，成了曾经作为学霸的她现在精神世界的寄托。“帮助无法正常上学、社会适应较弱、自救意识不强的初高中学生，正确认识抑郁，改善亲子关系……直至顺利复学。”这是活动初期主办方立下的目标。“希望孩子来这里交几个朋友，当个快乐的普通人……”亲子共训营的第二天晚间，家长们被活动志愿者要求“全部退场”：工作人员为孩子们设计了专场座谈。孩子们围坐在一起，被鼓励挨个发言，主题围绕“你期望爸爸妈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帮你做些什么？”
“我真的不怪他们了，就像是我养的猫，它饿了我拿质量不好的火腿肠喂它，
她说起自己曾经在小学三四年级时患过肿瘤，病痛来袭时，她勉强支撑着到母亲教书的教室门口求救。但不知情的母亲搬了一把小板凳到教室外，命令她：“你就坐在这儿。”
我上初中时，她反复比较了两所中学的收益回报，然后，哈哈……”
韩青低垂着头，停顿了一会儿。她曾经劝父亲离开母亲，
“我一直觉得我爸爸是我最好的陪伴者，但是他拒绝了我这个想法……”
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韩青正在调整药物，母亲一直陪伴在侧。她对母亲的负面情绪正在消退，因为她看到了强势的母亲逐渐变得柔软。
“我想或许我自己很难一下子变好，我只希望我的家庭关系能够变好。”
指导老师梁辉把这句话带给了韩青的父母，那位强势的母亲落泪了，
“女儿病后，我常常对她冷暴力，或者以出差工作忙的名义当逃兵，
“我知道我应该恨我妈妈，但恨不起来。我变成现在的样子，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因为她。”
从小跟着母亲在美国长大的谭谈，回国后就读于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成绩保持在年级前 20 名。她擅长钢琴、歌剧，有上千本的图书阅读量，在同学们眼里是“完美人设”。
“她是名校的博士后，踌躇满志却有很多遗憾，我就是她消除遗憾的工具。而且在我病后，我妈妈无坚不摧的权威形象被她自己亲手毁掉了。”
共训营里一位人高马大的男孩在发病时特别爱去超市的儿童玩具柜台——这是他唯一的快乐记忆，源自幼儿园时期。自从父亲接管教育大权后，嘴边只有一句：考不上清华北大，就是社会渣滓。
“如果爸爸再看着我做数学题，我一个字也写不下去了……”
一名因认知障碍而觉得自己“很丑很胖”的漂亮女孩，盘旋在脑中的是童年时母亲对她“是个胖姑娘”的日常调侃。一名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女孩依旧清晰记得，3岁时因为惹怒母亲被反锁在阳台，直到她假装昏厥才被放出；童年时父亲常在公共场所把她打倒在地，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
“报名表上，我看到父母为孩子写下性格内向的占了大部分，事实却相反。”指导老师梁辉亦有同感。在大多数家长看来，梁辉“说话很直，有时让人消化不了”。而在身为一线教育工作者的梁辉看来：善待学生，敲打鞭策家长，才是家庭教育中普遍缺失的“救赎”方法。梁辉的话让家长们沉默了：你们所感受到我刻意释放的攻击性，或许仅是你孩子曾经承受的你的攻击性的 1/10。课程进展不错，几位家长倡议孩子们建一个没有家长参与的交流群。但之后的补充倡议坏了事：有家长建议邀请一两位在场老师参与其中。“他们还是不相信我们，这不就是监视吗？”一位女孩生气地说。“接纳”和“改变”已经成为这些家长的高频词汇，毕竟家庭环境“出错了”，孩子病了。共训营进行了一半，一位母亲依旧无法把女儿请出房间 —— 孩子们都相约去逛街了，女儿还在房里昏睡。像往常一样，她遛弯、跑步、深呼吸调节情绪，再度请孩子起床，女儿的拒绝将她又打回谷底。学国学、健身……她几乎遍尝，依旧陷入死循环 —— 她和颜悦色，女儿愤怒反抗，她强行调节焦虑……这位母亲找志愿者邹峰聊天，陪伴经验丰富的邹峰提出了她意想不到的观点：你的和颜悦色，其实并不是放下，而是焦虑。邹峰找了这位母亲的孩子聊天，发现孩子表达活跃，却在母亲介入聊天时，迅速萎蔫，一言不发。邹峰给出的建议是：在孩子的成长上，母亲需要进一步撤退。当晚，这位母亲主动告诉女儿：从今天开始你服药，我不再递给你。服药自主权下放后，她发现女儿变了。女儿不慎崴了脚，却还是要和小伙伴参加次日的集体活动。尽管第二天女儿没有兑现承诺，这位母亲依然觉得：这是好的开头。在餐厅里，韩青主动提出想要负责点菜，母亲愉快地一口答应。但韩青说出的好几个菜名，都被母亲否决了。
用餐时，韩青的母亲主导着各个餐盘的摆布，还勉力往韩青碗中送去她觉得有营养的菜，可韩青被其中一块辣椒呛到咳嗽，母亲变得慌乱……陈浸的母亲方捷也自称不焦虑了，因为“孩子已经好转”。陈浸情况最糟时，曾在一次母子争吵后，大声喊出：“我要杀了你！”一家人在无可奈何之际铤而走险：顺应陈浸心愿，让他搬出去独自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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